长野健：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
小泽征尔之后，日本在世界古典音乐领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演奏、演唱、指挥各个方面人才辈出，其中指挥领域最著名的当属长野健和铃木雅明。
长野健是生长于美国的日本裔音乐家，4岁开始学钢琴。1984年12月，在仅有一日准备，且事前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下，长野健上台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马勒《第九交响曲》，从此令人刮目相看。长野健先后追随的名指挥有小泽征尔、布莱兹、伯恩斯坦、海丁克以及阿巴多，曾指挥《圣方济》的世界首演、梅西安《我主基督之变形》在美国的首演，阿当斯的《克林霍弗之死》(Death of Kinghoffer)也由他在布鲁塞尔、里昂及维也纳指挥世界性首演。2000年，长野健接替俄罗斯著名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出任柏林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2006年，接替瑞士传奇指挥迪图瓦出任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从2015年起他还将接掌汉堡国立歌剧院以及汉堡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
记者：1984年，你临时接到通知去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当时只有一天时间排练，这又是马勒相当艰深的一个作品。这段经历对你而言是否有些不可思议？
长野健：当时我正在跟随小泽征尔学习，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助理。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准备一些紧急情况的指挥。那天晚上小泽征尔先生问我：“你是否准备好了？如果还没有，我们可以找其他人来指挥。”我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了。之前我已经花很长时间学习马勒《第九交响曲》，可以说准备充分，但第一次指挥就是跟波士顿交响乐团这样的著名乐团，而且没有任何排练，所以确实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那场演出应该很成功，这与整个乐团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不寻常事件的从容都有关。另外，我相信我早已经为这次紧急演出做好了准备。有时，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敞开自己，然后，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
记者：你生在美国加州，祖籍是日本，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音乐事业又在欧洲，你认为自己的根在哪里，亚洲文化的基因是否会影响你对音乐的理解？
长野健：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的祖辈在1893年就移民美国，到现在120年了。我生在美国，与亚洲应该是没有联系的，我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都是西方化的。但当我回到亚洲，却第一次感到一种完整。从逻辑上讲，我的思维方式与东方没有联系，但当我第一次演绎亚洲作曲家的作品，却对亚洲文化有很强烈的感受。我无法解释，这仿佛来自本能。你一定要问我这种感悟从哪里来，唯一的解释，可能是我从小跟随只说日语的祖母一起生活过，住在加州时，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一户邻居是中国人，也许在那时我曾无意中听到过亚洲的音乐。
记者：在加州海岸边长大的男孩都有冲浪的爱好，你也曾说，童年时代跟自然的相处让你认识了世界。对你来说，冲浪与音乐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吗？
长野健：是的，但也不尽相同。在所有文化中，任何创造性的艺术——比如诗歌、舞蹈、文学等，在你面对自然时，都会有所收获。你聆听贝多芬、理查·斯特劳斯的作品，或是聆听具有山水意境的中国音乐作品，都能发现一些关于宇宙的奥妙。
当你冲浪时，你是在与自然做强烈的对抗。加州的海岸线上，浪头来势凶猛，冲浪者很有可能因此而丧命。所以，冲浪会使你和自然之间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情绪联系。冲浪并不只是简单的运动，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灵活、自由的节奏，在不断地被抛出去又掉下来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一种实质（纹理），这对画家来说非常重要，而这种透明的质地，对音乐家也同样受用。来自海浪的这种节奏和力量感，给我的音乐带来了很多思考。
记者：你曾经跟随梅西安的妻子在巴黎学过一年半钢琴课，他们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长野健：梅西安与他的妻子对我的影响都非常重要。我生于美国，在加州和纽约接受的教育，虽然这些教育都很好，但一切似乎都止步于东海岸或者西海岸上。我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去了解欧洲，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你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音乐之关键。如果你想近距离地、清晰地理解一种文化，语言是必经的大门。梅西安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也是我的精神导师。对我而言最可贵的是，他把我从美国文化带入欧洲文化中。我们一起去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这些国家的人很多不会说英文，所以我不得不学习德语和法语，这对我是最大的挑战，但我做到了。与梅西安一同在欧洲工作的经历使我相信，我不会再回到美国。
记者：你们在一起会谈论音乐与宇宙之间的奥秘吗？
长野健：会。梅西安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有时，我们会谈论他的音乐，谈论当时的流行趋势，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谈论伟大的诗歌和文学作品。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在美国学习过，也了解美国。美国的教育是非常不同的，包括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你能学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音乐类型。由于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常常会谈论很多有趣而又深入的话题。
记者：2011年，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终于有了自己的交响音乐厅，当时你说，这是你期待已久的事。今年，有135周年的上海交响乐团也有了新的音乐厅。加拿大和中国都不具有古典音乐传统，你怎么看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古典音乐环境？
长野健：蒙特利尔的情况可能和中国有些相似。古典音乐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社会与交响乐团携手发展，才会建造起如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纽约一样的音乐厅。当乐团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足够紧密，会逐渐发现他们都想要一个更好的音乐欣赏空间，都需要一些更多更好的建筑，这是曾经发生在法国、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城市的情况，现在也正在蒙特利尔和上海发生。当然我也听说过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建造起一些新的昂贵的艺术表演综合设施，但公众并不会前往，或者一些名人想要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但公众可能不会参与，交响乐团也不会在那里演出。但如果按正常的程序，当社会与乐团联手发展，一些奇迹就会发生。所以，当我看到中国的古典音乐群体如此年轻，使人非常振奋。未来，将由你们来建造更多的音乐厅，古典音乐的未来是向前看的，而不是向后看。
原文载自《永乐古典》
长野健是生长于美国的日本裔音乐家，4岁开始学钢琴。1984年12月，在仅有一日准备，且事前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下，长野健上台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马勒《第九交响曲》，从此令人刮目相看。长野健先后追随的名指挥有小泽征尔、布莱兹、伯恩斯坦、海丁克以及阿巴多，曾指挥《圣方济》的世界首演、梅西安《我主基督之变形》在美国的首演，阿当斯的《克林霍弗之死》(Death of Kinghoffer)也由他在布鲁塞尔、里昂及维也纳指挥世界性首演。2000年，长野健接替俄罗斯著名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出任柏林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2006年，接替瑞士传奇指挥迪图瓦出任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从2015年起他还将接掌汉堡国立歌剧院以及汉堡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
记者：1984年，你临时接到通知去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当时只有一天时间排练，这又是马勒相当艰深的一个作品。这段经历对你而言是否有些不可思议？
长野健：当时我正在跟随小泽征尔学习，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助理。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准备一些紧急情况的指挥。那天晚上小泽征尔先生问我：“你是否准备好了？如果还没有，我们可以找其他人来指挥。”我告诉他，我已经准备好了。之前我已经花很长时间学习马勒《第九交响曲》，可以说准备充分，但第一次指挥就是跟波士顿交响乐团这样的著名乐团，而且没有任何排练，所以确实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那场演出应该很成功，这与整个乐团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不寻常事件的从容都有关。另外，我相信我早已经为这次紧急演出做好了准备。有时，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敞开自己，然后，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
记者：你生在美国加州，祖籍是日本，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音乐事业又在欧洲，你认为自己的根在哪里，亚洲文化的基因是否会影响你对音乐的理解？
长野健：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的祖辈在1893年就移民美国，到现在120年了。我生在美国，与亚洲应该是没有联系的，我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都是西方化的。但当我回到亚洲，却第一次感到一种完整。从逻辑上讲，我的思维方式与东方没有联系，但当我第一次演绎亚洲作曲家的作品，却对亚洲文化有很强烈的感受。我无法解释，这仿佛来自本能。你一定要问我这种感悟从哪里来，唯一的解释，可能是我从小跟随只说日语的祖母一起生活过，住在加州时，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一户邻居是中国人，也许在那时我曾无意中听到过亚洲的音乐。
记者：在加州海岸边长大的男孩都有冲浪的爱好，你也曾说，童年时代跟自然的相处让你认识了世界。对你来说，冲浪与音乐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吗？
长野健：是的，但也不尽相同。在所有文化中，任何创造性的艺术——比如诗歌、舞蹈、文学等，在你面对自然时，都会有所收获。你聆听贝多芬、理查·斯特劳斯的作品，或是聆听具有山水意境的中国音乐作品，都能发现一些关于宇宙的奥妙。
当你冲浪时，你是在与自然做强烈的对抗。加州的海岸线上，浪头来势凶猛，冲浪者很有可能因此而丧命。所以，冲浪会使你和自然之间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情绪联系。冲浪并不只是简单的运动，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灵活、自由的节奏，在不断地被抛出去又掉下来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一种实质（纹理），这对画家来说非常重要，而这种透明的质地，对音乐家也同样受用。来自海浪的这种节奏和力量感，给我的音乐带来了很多思考。
记者：你曾经跟随梅西安的妻子在巴黎学过一年半钢琴课，他们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长野健：梅西安与他的妻子对我的影响都非常重要。我生于美国，在加州和纽约接受的教育，虽然这些教育都很好，但一切似乎都止步于东海岸或者西海岸上。我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去了解欧洲，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你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音乐之关键。如果你想近距离地、清晰地理解一种文化，语言是必经的大门。梅西安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也是我的精神导师。对我而言最可贵的是，他把我从美国文化带入欧洲文化中。我们一起去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这些国家的人很多不会说英文，所以我不得不学习德语和法语，这对我是最大的挑战，但我做到了。与梅西安一同在欧洲工作的经历使我相信，我不会再回到美国。
记者：你们在一起会谈论音乐与宇宙之间的奥秘吗？
长野健：会。梅西安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有时，我们会谈论他的音乐，谈论当时的流行趋势，也会花很多时间去谈论伟大的诗歌和文学作品。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在美国学习过，也了解美国。美国的教育是非常不同的，包括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你能学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音乐类型。由于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常常会谈论很多有趣而又深入的话题。
记者：2011年，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终于有了自己的交响音乐厅，当时你说，这是你期待已久的事。今年，有135周年的上海交响乐团也有了新的音乐厅。加拿大和中国都不具有古典音乐传统，你怎么看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古典音乐环境？
长野健：蒙特利尔的情况可能和中国有些相似。古典音乐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社会与交响乐团携手发展，才会建造起如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纽约一样的音乐厅。当乐团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足够紧密，会逐渐发现他们都想要一个更好的音乐欣赏空间，都需要一些更多更好的建筑，这是曾经发生在法国、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城市的情况，现在也正在蒙特利尔和上海发生。当然我也听说过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建造起一些新的昂贵的艺术表演综合设施，但公众并不会前往，或者一些名人想要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但公众可能不会参与，交响乐团也不会在那里演出。但如果按正常的程序，当社会与乐团联手发展，一些奇迹就会发生。所以，当我看到中国的古典音乐群体如此年轻，使人非常振奋。未来，将由你们来建造更多的音乐厅，古典音乐的未来是向前看的，而不是向后看。
原文载自《永乐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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