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黄耀明:温柔的反抗
华丽、妖娆、中性、反叛……这些标签都被用在黄耀明身上。这个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香港男歌手,作品大胆涉及同性恋、艾滋病、时代变迁等各种敏感话题。
黄耀明,香港歌手、达明一派主音,创办人山人海音乐制作公司。作品有《春光乍泄》、《友情岁月》、《暗涌》、《天问》、《下流》等。
中性
热爱黄耀明的人们说不清他们是更爱他的歌声,还是他的美丽。是的,美丽——在张国荣之后,黄耀明是全香港歌手中唯一担当得起这两个字的男人。
1996年,黄耀明发表了一张叫《五饼二鱼》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小王子》,词是他的朋友黄伟文写的,灵感来自圣埃克苏佩里那本着名的同名童话——关于小王子、狐狸和玫瑰花之间学习爱的故事。这本书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圣经。
“戴琉璃冠冕/衬毛毛披肩/到浮华世面兜一个圈/巡视半天/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喜爱成为焦点/一旦停电/还是会闪”,黄伟文奇异笔触写下的歌词,经由黄耀明的绮丽声线一演绎,令这首歌散发出了天真而奥妙的味道——有一个小王子,他可以永远美丽,永远受到宠爱。
“小王子”是黄耀明的形象之一。当然首先因为他是一个靓仔,单看面孔五官,甚至有点“乖乖牌”的意味。他的朋友、香港词人周耀辉告诉记者,以他的靓已经很吃香,何况他还那么“温柔、谦逊、知分寸、懂礼貌”。这样一个人,人们当然愿意宠爱他,照顾他,当他是个孩子。而黄耀明也不负众望般地不长大更不老去。讲话的时候他认真看着你,眼神清亮如初,突然跳出来的笑容则简单如少年。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生于六十年代初的人。
然而一旦上了舞台,黄耀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舞步狂野,形象妖娆,不惮以手铐、紧身制服、猪耳朵乃至电力马达臀等各种形象登场,让保守的大众受到了惊吓。若非要与张国荣比美——后者凄艳,黄耀明则偏华丽。有一次,他与彭羚合唱《漩涡》,一首描写情欲深渊的歌,一袭桃红色西装施施然出场,捏着一枝玫瑰,欲歌又止,眼神魅惑——所谓勾魂夺魄,明艳照人,说的就是这一刻。全场尖叫,连彭羚都被电到手足无措,方知道一个男人美起来,是要让女人也黯然的。
黄耀明不认为他是在有意挑战社会大众的审美习俗,世界太闷,他只是想搞搞新意思。若说挑战也是很久前的事情了——二十五年前,他和刘以达刚组成达明一派,请了张叔平来给他们做造型。张叔平盯着黄耀明精致的脸,建议他留长发,不是脏兮兮的“摇滚头”,而是真正干净轻逸的长发飘飘。198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达明一派II》的封面,便出现了黄耀明秀发遮眼、星眸闪烁的形象。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保守得很,和刘以达走在街上,会听到有妈妈训儿子“喏,就是那两个怪人,别学他们”,侄子则对着电视里的他大叫:“叔叔好妖,叔叔变成女人了!”
要到二十年后,才会有一个高瘦、短发、眉目凌厉并从不为男性拗出大波造型的女孩在内地出现,并激起人们对中性美的激烈探讨。黄耀明却早在1980年代初便完成了对这种审美的认同和引领。早在少年时,他便喜爱电子乐胜过摇滚,前者清冷,后者喧嚣,他偏爱冷的那一款,“令人想到天堂之上的地方”。后来电子乐里一个叫“新浪漫”(New Romantic)的乐派兴起,氛围迷幻,更特别的是讲究造型,“男女都好看,化很浓的妆,穿着各种华丽的奇装异服走出来,一扫摇滚乐队一头乱发一身皮衣的boring形象。”黄耀明钟爱的德国乐队Kraftwerk里的男人们,艳红衬衫、黑色领结,好像集体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办公室穿越而来,另一名英国歌手Boy George则留长发,画着浓重的黑眼线,看上去分明就是一个叛逆少女,却偏要强调自己是“乔治男孩”。中性的时代来了!这个世界开始允许男孩像女孩、女孩像男孩,男孩不一定要阳刚,女孩也不一定要妩媚。“你可以不男不女,也可以又男由女,我觉得这有趣极了。”黄耀明说。他从不否认日后组达明一派,从造型到音乐,“新浪漫”都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达与明
几年前,汤唯接拍岸西的电影《月满轩尼诗》,片中她饰演的从内地来香港的女孩纠结于两段感情,每日步履匆匆于湾仔街头。汤唯摸不准女孩到底是什么性格,便写电邮给导演岸西:这个女孩喜欢听谁的歌?
岸西答:黄耀明。汤唯心领神会。
喜欢黄耀明的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一个人潮中插着耳机听《春光乍泄》(黄耀明演唱)的人和听《下一站天后》(twins演唱)的人有什么不同?前者,大概会多一些思忖,更喜欢停下来对生命想一想。
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多数,黄耀明的歌也一向被贴上小众的标签。然而时光倒流廿年,当年的达明一派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红乐队、深受大众欢迎。1985年,刘以达在报纸上发了条广告,说自己喜欢英伦电子,想组乐队,要招个主音。黄耀明前去试唱了两首歌,从此有了达明一派。
两张同名EP初试啼声,之后1986年便有了《石头记》的石破天惊。专辑以“离”“弃”开头结尾,概念完整,氛围凄迷。同名曲《石头记》由香港文化名人迈克执笔填词,意象脱自《红楼梦》,古意盎然。198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乐队的天下,除达明一派外,Beyond、草蜢、温拿均大行其道,且均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切入。但达明依然独树一帜。“我们喜欢精致的细腻的东西,对社会有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不用喊叫着提。”黄耀明说。
相比刘以达对音乐部分的专注,黄耀明很在意歌词。《石头记》专辑中他便提出要词人陈少琪写一首“社会不容许的爱”,这便有了暗指同性爱情的《禁色》。一年后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是周耀辉在黄耀明的提议下所作,后者明确表示,他想要一首歌探讨有关艾滋病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末,这是比同性恋更为禁忌的话题。
“我最后写的是,人们对艾滋病的回避的恐怖,大过了疾病本身的恐怖。”这个方向让周耀辉和黄耀明感觉一拍即合。到了下一张专辑《意难平》中,周耀辉更是写下了更深一层探讨性别与情欲话题的《忘记他是她》。如果说最早的《禁色》里的爱人还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忘记他是她》则彻底抛开了性别的束缚——爱情里的双方,是他是她,与性别无关。“写到这里真是豁然开朗了。”
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林夕、黄伟文逐渐加入了黄耀明的制作团队,但后者始终坚称周耀辉是最懂他的那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非常接近,无论关于对世界的看法,关于性别政治,还是关于一出戏、一首歌。”两人相熟之后说起来才得知,很多年前他们都迷恋在新蒲岗的丽宫戏院,看下午场便宜的二轮电影:希区柯克、法斯宾德、让·科克托。当年黑暗中各自孤单落座的少年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再相逢。
1991年达明一派解散,散伙原因至今仍为歌迷猜测。“其实很简单,最后一张专辑《神经》之后我们都觉得不再有太多火花,能超越当下。”黄耀明说。达明一派的存在仅仅6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乐评人颜峻犀利地看出了达明一派中黄耀明是精神,刘以达是肉体:中性化的性感,电子音乐的冷、艳、美,文学和戏剧的高度融合,这个结合,“是时空来回转过来很多次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真的不是谁都可以这么酷。”
之后的二十年,黄耀明和刘以达时有合作,但始终未真正复合。回忆刘以达,黄耀明选择了赞美他的喜剧天赋:“我很喜欢看他演的电影,生活中他是蛮严肃的一个人,但到了银幕上就好笑得不得了。”
9月16日,黄耀明在台北上流社(交舞)会现场。
下流
很难客观地评价黄耀明单飞之后的音乐成绩——对于1980年代长大的人而言,达明一派的经典毫无疑问无法超越。黄耀明单飞后的音乐则更绮丽撩人、更个人化,却也愈来愈被贴上小众的标签。黄耀明自视是个温柔的人,不会激烈的反抗什么,但温柔下面是不为所动。1996年,他成立了独立音乐厂牌人山人海,聚集了一群特立独行的音乐人——蔡德才、于逸尧、郭启华,包括后来的AT17等。整个音乐工业的大环境是越来越差,唱片是越来越难卖,独立厂牌人山人海居然能保持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在香港做音乐不容易,需要用一点幽默感来打发。”
五年前,黄耀明开始频繁地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有时是演出,有时是认识了新朋友。他为艾未未的纪录片做过配乐,和左小诅咒惺惺相惜,他听万晓利,最喜欢写《中国孩子》的周云蓬——这首沉郁悲怆的歌与他的风格如此迥异,却毫不阻挡他希望与周云蓬合作的决心。但让香港和内地变得零距离的是微博——内地的急速发展让黄耀明吃惊:一面是奔流不息,一面是光怪陆离。
两三年前他开始着手做新专辑。前一张《King Of The Road》,是难得民谣风的尝试,青春的念想和中年危机的焦灼包含其中。新专辑则将回归电子——没有什么比这种他最醉心的形式更适合描述当下激情变迁、飞快运转着的急速都市化的中国。有一首歌叫《红眼症》,十年前他写给丁菲飞,如今他拿回来唱却觉得无比精准:“十年前,内地人民眼红香港,现在是香港人民眼红内地。竞争和红眼症从未停歇。”
但直到《下流》这首歌写出来,才算给整个新专辑定了调。最初他告诉周耀辉,想要一首讲上流社会的歌,最终周耀辉交出的却是《下流》。这首词让黄耀明惊喜不已。“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周耀辉告诉记者:“《下流》表面讲下流社会,是底层的意思。它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价值观: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往上奋斗、成为上流?有没有允许我们往顺流而下、自在为人的自由?”
周耀辉还记得他和黄耀明第一次一起去内地。那是1985年,他们和一群人一同去黄山。在寒冷的山顶,黄耀明拿出还没有发行的达明一派最初的小样给大家听。在那时的香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音乐。两年后他毛遂自荐给黄耀明写歌,从《爱在瘟疫蔓延时》到今天的《下流》,调子似乎从未高阔昂扬,那不是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
什么是黄耀明的态度?今年光棍节(11月11日),继台北演出后,黄耀明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将从广州星海音乐厅开唱,继而上海、北京。演唱会的名字意味深长:“上流社(交舞)会”,而他要在其中唱的包括新歌《下流》。
来源:南都周刊
黄耀明,香港歌手、达明一派主音,创办人山人海音乐制作公司。作品有《春光乍泄》、《友情岁月》、《暗涌》、《天问》、《下流》等。
中性
热爱黄耀明的人们说不清他们是更爱他的歌声,还是他的美丽。是的,美丽——在张国荣之后,黄耀明是全香港歌手中唯一担当得起这两个字的男人。
1996年,黄耀明发表了一张叫《五饼二鱼》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小王子》,词是他的朋友黄伟文写的,灵感来自圣埃克苏佩里那本着名的同名童话——关于小王子、狐狸和玫瑰花之间学习爱的故事。这本书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圣经。
“戴琉璃冠冕/衬毛毛披肩/到浮华世面兜一个圈/巡视半天/以纯情的脸/与霓虹竞艳/喜爱成为焦点/一旦停电/还是会闪”,黄伟文奇异笔触写下的歌词,经由黄耀明的绮丽声线一演绎,令这首歌散发出了天真而奥妙的味道——有一个小王子,他可以永远美丽,永远受到宠爱。
“小王子”是黄耀明的形象之一。当然首先因为他是一个靓仔,单看面孔五官,甚至有点“乖乖牌”的意味。他的朋友、香港词人周耀辉告诉记者,以他的靓已经很吃香,何况他还那么“温柔、谦逊、知分寸、懂礼貌”。这样一个人,人们当然愿意宠爱他,照顾他,当他是个孩子。而黄耀明也不负众望般地不长大更不老去。讲话的时候他认真看着你,眼神清亮如初,突然跳出来的笑容则简单如少年。
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生于六十年代初的人。
然而一旦上了舞台,黄耀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舞步狂野,形象妖娆,不惮以手铐、紧身制服、猪耳朵乃至电力马达臀等各种形象登场,让保守的大众受到了惊吓。若非要与张国荣比美——后者凄艳,黄耀明则偏华丽。有一次,他与彭羚合唱《漩涡》,一首描写情欲深渊的歌,一袭桃红色西装施施然出场,捏着一枝玫瑰,欲歌又止,眼神魅惑——所谓勾魂夺魄,明艳照人,说的就是这一刻。全场尖叫,连彭羚都被电到手足无措,方知道一个男人美起来,是要让女人也黯然的。
黄耀明不认为他是在有意挑战社会大众的审美习俗,世界太闷,他只是想搞搞新意思。若说挑战也是很久前的事情了——二十五年前,他和刘以达刚组成达明一派,请了张叔平来给他们做造型。张叔平盯着黄耀明精致的脸,建议他留长发,不是脏兮兮的“摇滚头”,而是真正干净轻逸的长发飘飘。1986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达明一派II》的封面,便出现了黄耀明秀发遮眼、星眸闪烁的形象。那时候的香港人还保守得很,和刘以达走在街上,会听到有妈妈训儿子“喏,就是那两个怪人,别学他们”,侄子则对着电视里的他大叫:“叔叔好妖,叔叔变成女人了!”
要到二十年后,才会有一个高瘦、短发、眉目凌厉并从不为男性拗出大波造型的女孩在内地出现,并激起人们对中性美的激烈探讨。黄耀明却早在1980年代初便完成了对这种审美的认同和引领。早在少年时,他便喜爱电子乐胜过摇滚,前者清冷,后者喧嚣,他偏爱冷的那一款,“令人想到天堂之上的地方”。后来电子乐里一个叫“新浪漫”(New Romantic)的乐派兴起,氛围迷幻,更特别的是讲究造型,“男女都好看,化很浓的妆,穿着各种华丽的奇装异服走出来,一扫摇滚乐队一头乱发一身皮衣的boring形象。”黄耀明钟爱的德国乐队Kraftwerk里的男人们,艳红衬衫、黑色领结,好像集体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办公室穿越而来,另一名英国歌手Boy George则留长发,画着浓重的黑眼线,看上去分明就是一个叛逆少女,却偏要强调自己是“乔治男孩”。中性的时代来了!这个世界开始允许男孩像女孩、女孩像男孩,男孩不一定要阳刚,女孩也不一定要妩媚。“你可以不男不女,也可以又男由女,我觉得这有趣极了。”黄耀明说。他从不否认日后组达明一派,从造型到音乐,“新浪漫”都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达与明
几年前,汤唯接拍岸西的电影《月满轩尼诗》,片中她饰演的从内地来香港的女孩纠结于两段感情,每日步履匆匆于湾仔街头。汤唯摸不准女孩到底是什么性格,便写电邮给导演岸西:这个女孩喜欢听谁的歌?
岸西答:黄耀明。汤唯心领神会。
喜欢黄耀明的到底是怎样一群人?一个人潮中插着耳机听《春光乍泄》(黄耀明演唱)的人和听《下一站天后》(twins演唱)的人有什么不同?前者,大概会多一些思忖,更喜欢停下来对生命想一想。
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是多数,黄耀明的歌也一向被贴上小众的标签。然而时光倒流廿年,当年的达明一派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红乐队、深受大众欢迎。1985年,刘以达在报纸上发了条广告,说自己喜欢英伦电子,想组乐队,要招个主音。黄耀明前去试唱了两首歌,从此有了达明一派。
两张同名EP初试啼声,之后1986年便有了《石头记》的石破天惊。专辑以“离”“弃”开头结尾,概念完整,氛围凄迷。同名曲《石头记》由香港文化名人迈克执笔填词,意象脱自《红楼梦》,古意盎然。198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乐队的天下,除达明一派外,Beyond、草蜢、温拿均大行其道,且均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切入。但达明依然独树一帜。“我们喜欢精致的细腻的东西,对社会有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不用喊叫着提。”黄耀明说。
相比刘以达对音乐部分的专注,黄耀明很在意歌词。《石头记》专辑中他便提出要词人陈少琪写一首“社会不容许的爱”,这便有了暗指同性爱情的《禁色》。一年后的《爱在瘟疫蔓延时》是周耀辉在黄耀明的提议下所作,后者明确表示,他想要一首歌探讨有关艾滋病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末,这是比同性恋更为禁忌的话题。
“我最后写的是,人们对艾滋病的回避的恐怖,大过了疾病本身的恐怖。”这个方向让周耀辉和黄耀明感觉一拍即合。到了下一张专辑《意难平》中,周耀辉更是写下了更深一层探讨性别与情欲话题的《忘记他是她》。如果说最早的《禁色》里的爱人还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忘记他是她》则彻底抛开了性别的束缚——爱情里的双方,是他是她,与性别无关。“写到这里真是豁然开朗了。”
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后来林夕、黄伟文逐渐加入了黄耀明的制作团队,但后者始终坚称周耀辉是最懂他的那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非常接近,无论关于对世界的看法,关于性别政治,还是关于一出戏、一首歌。”两人相熟之后说起来才得知,很多年前他们都迷恋在新蒲岗的丽宫戏院,看下午场便宜的二轮电影:希区柯克、法斯宾德、让·科克托。当年黑暗中各自孤单落座的少年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再相逢。
1991年达明一派解散,散伙原因至今仍为歌迷猜测。“其实很简单,最后一张专辑《神经》之后我们都觉得不再有太多火花,能超越当下。”黄耀明说。达明一派的存在仅仅6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乐评人颜峻犀利地看出了达明一派中黄耀明是精神,刘以达是肉体:中性化的性感,电子音乐的冷、艳、美,文学和戏剧的高度融合,这个结合,“是时空来回转过来很多次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真的不是谁都可以这么酷。”
之后的二十年,黄耀明和刘以达时有合作,但始终未真正复合。回忆刘以达,黄耀明选择了赞美他的喜剧天赋:“我很喜欢看他演的电影,生活中他是蛮严肃的一个人,但到了银幕上就好笑得不得了。”
9月16日,黄耀明在台北上流社(交舞)会现场。
下流
很难客观地评价黄耀明单飞之后的音乐成绩——对于1980年代长大的人而言,达明一派的经典毫无疑问无法超越。黄耀明单飞后的音乐则更绮丽撩人、更个人化,却也愈来愈被贴上小众的标签。黄耀明自视是个温柔的人,不会激烈的反抗什么,但温柔下面是不为所动。1996年,他成立了独立音乐厂牌人山人海,聚集了一群特立独行的音乐人——蔡德才、于逸尧、郭启华,包括后来的AT17等。整个音乐工业的大环境是越来越差,唱片是越来越难卖,独立厂牌人山人海居然能保持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环,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在香港做音乐不容易,需要用一点幽默感来打发。”
五年前,黄耀明开始频繁地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有时是演出,有时是认识了新朋友。他为艾未未的纪录片做过配乐,和左小诅咒惺惺相惜,他听万晓利,最喜欢写《中国孩子》的周云蓬——这首沉郁悲怆的歌与他的风格如此迥异,却毫不阻挡他希望与周云蓬合作的决心。但让香港和内地变得零距离的是微博——内地的急速发展让黄耀明吃惊:一面是奔流不息,一面是光怪陆离。
两三年前他开始着手做新专辑。前一张《King Of The Road》,是难得民谣风的尝试,青春的念想和中年危机的焦灼包含其中。新专辑则将回归电子——没有什么比这种他最醉心的形式更适合描述当下激情变迁、飞快运转着的急速都市化的中国。有一首歌叫《红眼症》,十年前他写给丁菲飞,如今他拿回来唱却觉得无比精准:“十年前,内地人民眼红香港,现在是香港人民眼红内地。竞争和红眼症从未停歇。”
但直到《下流》这首歌写出来,才算给整个新专辑定了调。最初他告诉周耀辉,想要一首讲上流社会的歌,最终周耀辉交出的却是《下流》。这首词让黄耀明惊喜不已。“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只为吻你而低头”。
周耀辉告诉记者:“《下流》表面讲下流社会,是底层的意思。它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价值观:这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往上奋斗、成为上流?有没有允许我们往顺流而下、自在为人的自由?”
周耀辉还记得他和黄耀明第一次一起去内地。那是1985年,他们和一群人一同去黄山。在寒冷的山顶,黄耀明拿出还没有发行的达明一派最初的小样给大家听。在那时的香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音乐。两年后他毛遂自荐给黄耀明写歌,从《爱在瘟疫蔓延时》到今天的《下流》,调子似乎从未高阔昂扬,那不是他们对待世界的态度。
什么是黄耀明的态度?今年光棍节(11月11日),继台北演出后,黄耀明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将从广州星海音乐厅开唱,继而上海、北京。演唱会的名字意味深长:“上流社(交舞)会”,而他要在其中唱的包括新歌《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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