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胜利——他们是国家变革的先行者】
接下来，机遇与挑战共存。音乐家首先要挣钱求生存。一开始他们确实赚不到什么钱，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普雷特涅夫。“我每天都在电话中尝试去找赚钱的机会，解决乐器问题，等等。”普雷特涅夫说，“然后晚上还要进行我自己的独奏演出。”

钢琴家伊沃·波戈莱里奇是普雷特涅夫的挚友。第一年他提供的援助是，任何一个他有演出约定的场地，只要普雷特涅夫也想去，他就会同时向场地方推荐俄罗斯国交。“他会打电话给承办方，然后说，‘我下周会过来演奏。哦，顺便一提，我会带一个乐团过来，可以吗？’场地方居然也没有拒绝。”

1991年8月当戈尔巴乔夫遭遇政变时，俄罗斯国交还不满一周岁。“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下台了，我们还能不能走得更远。”普雷特涅夫说。但是到了同年的10月，他们远赴罗马，成为第一个能够在梵蒂冈为教皇演出的俄罗斯乐团，稍后又在以色列成功演出。叶利钦当权后，将RNO奉为新俄罗斯冉冉升起的文化新星。但他对乐团的这种青睐与扶持也使得该团为他承受了一定的政治联带风险，这种情况在1993年10月叶氏-亲苏派对峙时尤为明显。

音乐家们最终摆脱了旧体制，得以继续生存，但是政府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在文化机关的支持者也是少之又少。音乐家们长时间进行排练，工资却十分微薄。普雷特涅夫自己购买了乐器，还为整个乐团垫付了飞往梵蒂冈演出的机票，他担任乐团指挥多年，却几乎没有拿过工资。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94年他们和DG签下了独家录音合同。他们卓越的的艺术才华、他们广受赞誉的录音和巡演，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赢得了大量热情的观众和忠实的支持者。

从1994年开始担任俄罗斯国交总裁的谢尔盖·马尔可夫，目睹乐团经历无数的挑战。“俄罗斯国交注定要诞生并且生存下来。”他说。他曾经是一名外交官。1993年，Walker打电话给他要求安排演出的时候，他正在墨西哥的俄罗斯领事馆工作。他听到美国人介绍一个俄罗斯乐团感到很吃惊，但他很快也投身其中，并最终离开了外交事业，前往莫斯科任职乐团行政人员。就像其他人一样，尽管他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但在艺术管理方面却毫无经验。

“那其实是一段危险的时间。”他解释道，“整个体系大爆炸，到处都是爆炸后的残骸，人人为所欲为。我们在八年的时间搬了五次办公室。不光我们，当时每个人都这样生活着。”通货膨胀，犯罪，贫困，理想幻灭——俄罗斯人忍受着社会断裂的阵痛，并努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国交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声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有一个被经常说起，但绝对是千真万确的故事：乐团早期物资一度匮乏到整个团只有一支铅笔，音乐家们不得不共用这枝铅笔来记谱。任何一个团员都可以选择离开乐团，到西方轻松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他们选择留在俄罗斯，为艰难时世中的国家带来美好和安慰。” 马尔可夫说。

13年来几乎没有人选择离开，尽管工资和预算一直都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首席音乐家现在大概一个月有1500美金。”管理着办公室中15名员工的马尔可夫说，“这些钱不够他们养家糊口的，所以他们很多人也教学。这其实也很好，因为是一个传统。普雷特涅夫和音乐家们都十分重视俄罗斯艺术的留存和传承。莫斯科近年来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每当我们达到收支平衡的时候，生活就给我们更多挑战——由于实际生活成本的提高，我们不得不提高乐手的工资。”乐团在莫斯科一年大概有20场演出，但是大多是亏本的演出。俄罗斯国内无法承担更高的票价，而场地租金增长的幅度又总是大于收入的增长。因此他们每年都要出国巡演六到七周，作为必要的补贴。

听起来很讽刺，尽管这个俄罗斯超级国宝以其不可比拟的艺术性而深受世界观众喜爱，但其大部分重要的支持都是来源于西方国家。俄罗斯国交的才华、忠诚和勇气吸引着人们，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同志情谊的人。一些明星艺术家经常主动降低甚至不收取演出费，只是纯粹为了要和俄罗斯国交合作演出。

“伴随着俄罗斯国交的胜利，必然而来的是俄罗斯的胜利。”上世纪90年代中的某位副总理这么说过。的确，乐团不但映射出他们周围发生的巨大变革，在国家重整的步伐中，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先行者的角色。Walker将乐团重组为非盈利的组织，建立董事会，俄罗斯在两年之后，才将非盈利列入法规。乐团还在美国和英国设立了俄罗斯艺术基金会，以此稳固来自西方国家的支持。Walker在此之前并没有筹资和运营发展的经验，但他建立了一个团队，吸纳了一大批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和俄罗斯本国的明星支持者。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运通，安永，埃克森美孚，BP，雪佛龙－德士古，戴姆勒－克莱斯勒，日本烟草国际和嘉吉公司，以及像爱德华·希斯爵士、赫尔穆特·施密特、戈登·盖地、罗斯柴尔德、亨氏家族、海伦·沃尔顿、史提夫·马丁、罗宾·威廉姆斯和索菲亚·罗兰这样的名人。西方人和俄罗斯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让俄罗斯国交获得成功。从这点上说，俄罗斯国交或可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乐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