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朱晓玫:最好的演奏让人忘记时间,忘记自我
《多么欢乐的日子》,巴赫作品第B WV 605号手稿。
巴赫《赋格的艺术》手稿。现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
朱晓玫的演奏生涯与巴赫紧密相连。她说,在巴赫作品中找到真正的平静。这跟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而真正好的演奏,会让演奏者与听众一起忘记时间、自我,忘记身处剧场。
11月2日晚,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一身简单黑衣,显得有些瘦弱的朱晓玫上台,开启了她首次中国巡演的序幕。当天晚上的演出非常顺利,现场鸦雀无声,朱晓玫用她35年来几乎天天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给嘈杂的香港,送去了45分钟难得的宁静。
在此之后,朱晓玫还会去到济南、上海、北京、成都,最后将于11月21日在广州为这次巡演画上句号。与香港45分钟版《哥德堡变奏曲》不同,在内地的演出,将会是全本75分钟。在正式演奏之前,还将播出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据巡演策划人、乐评人张克新解释,之所以会播放35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是考虑迟到观众,因为《哥德堡变奏曲》一旦开始演奏,中间没有停息,再无入场机会。
朱晓玫的这次巡演,消息一发布,便引发了国内古典音乐圈的热潮。大家在议论,在等待,希望能到达现场,亲自用双耳听到音符的奏出。
是什么力量让人们翘首以盼、饱含热切与真诚?巡演开始前,南方都市报专访了朱晓玫。
演奏
很多人知道朱晓玫这个名字,大概都因为乐评人张克新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名为《寻找朱晓玫》的文章里,张克新在偶然听到朱晓玫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后“惊为天人”,之后便开始了寻找朱晓玫的历程。
最终,张克新在塞纳河畔拜访了朱晓玫,并深深为朱晓玫的人格所感动。在《寻找朱晓玫》的结尾,张克新写道:“古典音乐是一辈子的追求和热爱,用心感受,传递上帝的声音,才是钢琴家的使命。以出人头地为目的,以挣钱为目标,手下的音乐怎么保持纯洁和心诚?即使上升到这个高度,朱晓玫也是中国钢琴家的榜样和旗帜。”
这次朱晓玫的中国巡演得以成行,也有赖于张克新的努力。“朱晓玫对国内的情况确实并不太了解。”张克新说,她一方面担心观众素质会影响到她的演奏;另一方面,她之前也了解到,现在国内大多都喜欢一些技术很好的,喜欢弹浪漫作品的钢琴,而她是专门弹古典作品的,很安静,也没有炫技的色彩,担心观众无法接受。
“国内情况现在早已不同了,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观众非常多元化。”经过张克新的劝说,朱晓玫最终勉强答应下来。曲目上,朱晓玫最终选了非常学术性,但又是她的代表曲目的《哥德堡变奏曲》。
事实证明张克新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11月9日,朱晓玫在上海独奏会门票开售后48小时售罄,在乐迷的要求下,最后不得不在11月13日加演一场,最后竟在10分钟内被抢空。在国内,过去仅仅能听到朱晓玫的录制作品,这次巡演,无疑是块试金石。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一次你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作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它对你的意义是怎么样的?
朱晓玫:我是在很奇怪的情况下接触到它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名曲的存在。我在美国时,非常艰难,没有自己的住所,一直住在别人家里。我当时也会用主人家的钢琴练习,他都很不高兴。唯有当我弹《哥德堡变奏曲》时,他就什么都不说了。于是我就开始天天弹这个曲子。《哥德堡变奏曲》在国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能让你不烦躁。我也是越弹越喜欢,别的东西都会让你烦躁,唯有这个曲子,让大家都能安静下来,不烦躁。
南都:那是不是不让人烦躁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对你最大的意义?
朱晓玫:仅仅是不烦躁,说得太简单化了。它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考虑,可以让你找到平衡。现在的世界非常非常嘈杂,吹吹嘘嘘,很多东西都是吹捧出来的,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而这个曲子就是让你找到安静,安静的定义不仅仅指的物理上的安静,而是可以让你安下心来,可以舒服,可以清楚地想问题,就是在嘈嘈杂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块净土,所以这曲子我一直很想带到中国来。巴赫的平衡、安静,其实正是中国人寻求的最高境界之一。这首曲子让我受益匪浅,每天早上弹一遍,就像打坐一样。
到今天,这个曲子我已经弹了25年。很少有一个曲子能让我弹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我这辈子把精力都花在这个曲子上了。这让我想起了郑板桥,他画了40年的竹子,他曾说过,我觉得自己不会画了时,才是自己画成熟的时候;一旦觉得自己画得不错了,那就是在走下坡路了。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练这首曲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弹了,曲子实在是太难了。但这时候,我往往就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有时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但这也正是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南都:从演奏上来说,《哥德堡变奏曲》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朱晓玫:首先是技巧上,这首曲子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所创作的。现在你得在一个键盘上演奏,所以难度非常大,两只手得穿来穿去。但是我觉得技巧上的问题始终不是最难的,现在技巧好的人实在太多了,尤其是中国那些年轻的钢琴家,他们的技巧真是让人望洋兴叹,实在太棒了。
在技巧之上,我觉得更难的是怎样才能把观众抓住,怎样才能让观众比较容易听?再有就是找它的音速不同,找它的意识、性格也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音乐上最难的地方。很多人的技巧很早就完成了,到了很高的高度,但能不能真正吸引人,让观众真正跟着你走,不觉得你的东西烦,差别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对这一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曾疯一样地练技巧,到了美国以后就被老师说:你就是手指会动,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在国外待了三到五年,我就觉得寻找音乐上的意境是几种因素。这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跟你说清楚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究竟是在音乐之外敲敲打打,耍耍技巧;还是能够真正走进音乐里面,把作者的意图传递给大家。作为演奏者,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传声筒,你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只是去传递。掌握这个道理后,你就觉得好办多了。没什么好炫耀的,其实我们就是作曲家和观众间的一个传声筒。
巴赫
2014年6月21日,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朱晓玫应邀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成为第一位在巴赫墓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演奏结束后,朱晓玫把观众送上的鲜花献给了钢琴背后的巴赫,并深深鞠躬。
在之后的采访中,朱晓玫说,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奇迹,“上帝安排这样一个月,这样一次见面,在他的墓前,跟他对话,弹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真的有一种跟他对话的感觉。这就像中国人经常会去父母墓前跟他们说话是一样的。”
朱晓玫说,巴赫音乐中的宁静、平和,实际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追求,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巴赫。但吊诡的是,巴赫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
“就现在来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喜欢听拉二拉三这样的大众曲目,喜欢听浪漫派或浪漫派后期的作品。巴赫是非常小众的,如果要你一场从头到尾都弹巴赫,那票房可能就危险了。”乐评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说。
“巴赫是需要你深度聆听的,不仅仅是曲调优美,你还可以去听它的内部节奏,多声部间是如何对话的,所以它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的。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听,可能不太能感受到它的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消化的,不像浪漫派的曲调。”田艺苗说,这就是巴赫的音乐,它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听完以后,你不会觉得他在说什么,表现什么,但他又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中年人来听。
南都:这次演出,一场下来只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一首曲子,非常长。对观众来说,难度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朱晓玫:非常难,所以我对观众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应,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包括演奏时,下面可能会有很多声音,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觉得什么都是正常的,毕竟在国外,他们对巴赫音乐是有一个传统存在的,但在中国,巴赫的音乐始终受到不公平待遇。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把巴赫音乐局限在宗教音乐的范畴中。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巴赫的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绝不仅仅是宗教内容,它远远超出了宗教,超出了东西方的界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我是不信教的,但巴赫给我的滋润、营养是无法传递的。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刚开始弹的时候也像是走进了一个迷宫一样,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要坚持,听个十场以后,你就会慢慢找到共鸣。
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让自己安静下来,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听音乐会,或者听一张唱片。时间虽然并不多,但慢慢你的收益就会不得了,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也不再想去沽名钓誉,那些实在是没什么特别意思,因为钱再多,学历再高也无法满足你精神上的需求。但音乐,音乐上的那种美一下就能让你满足了。
南都:这是不是也是你反复弹那几个作曲家作品的原因?
朱晓玫:说起来也是很自私的,我为什么要弹它,因为我喜欢,我舒服,没什么其他的目的,就好比是这东西好吃,我喜欢吃,那我每天都想吃这个东西。我弹《哥德堡变奏曲》弹了25年,潜移默化中,让我有了一种满足感,是别的东西都无法给我带来的满足感,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南都:除了《哥德堡变奏曲》,巴赫的《平均律》也是你弹奏比较多的曲目。
朱晓玫:是的,很多钢琴家都有这个体会,每天早晨开始都弹《平均律》。像肖邦这么伟大的钢琴家,他每天早晨开始弹的就是《平均律》。
巴赫的音乐是一样的,我非常欣赏的几个音乐家,都非常崇拜巴赫。首先是肖邦,他处处在学巴赫的谱调、手法;再有就是贝多芬,他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因为巴赫的德文名就是小溪的意思;还有就是门德尔松以及舒曼。可以说他们四位崇拜巴赫崇拜得五体投地。
南都:你最早接触巴赫是什么时候?
朱晓玫:像所有中国学琴的孩子一样,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弹小步舞曲。当时就觉得特别喜欢,但不知道为什么。慢慢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它给人的一种平和,一种快乐,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让人非常舒服、平稳的东西。
不过最初我对巴赫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这是一个过程。“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劳改农场,当时也偷偷练了一下钢琴。那地方在塞外,冬天时也没有暖气,非常冷,我的老师潘一鸣先生就跟我说,你最好的取暖方式就是练巴赫,最后练它不只是身体暖和了,而且心也暖了。
之所以练巴赫的作品很容易取暖,是因为它的声部很不同,四个声部,你得用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然后用另一只手去弹其他声部。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一个音弹完就完了,而是得保持住,因为声部不一样,保持这个声部再弹其他声部,于是就有撑和压手指的过程。
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你喜欢他,跟他时间呆久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你跟他在一起也就很舒服了。
南都:你演奏过那么多次巴赫的作品。怎样的演奏,在你看来,才是真正好的呢?
朱晓玫:一般大家都说我演得很好,发挥得很好,那都是自我在主导的一种发挥。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应该忘记了自我,你不会去想自己该如何发挥,而是有一个管道,上面的东西通过你传出来。你既不知道时间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观众也感觉不到剧场的存在。这种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就像《哥德堡变奏曲》,我弹了那么多场,让我感觉很成功的,大概也就两三场。当你进入完全的忘我状态时,那个能量很不得了,音乐是直接冲向观众的。
这种体验,主要出现在我演奏初期的时候。我今后还会不会有,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如果是现在,当我被推到这么高的台上,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难找到了。
演奏其实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我几乎每次演奏完都觉得自己没有脸去见观众,有时候甚至想临阵脱逃。尤其是现在把我推得这么高,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南都:现在这么大名声对你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压力吗?
朱晓玫: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一个很普通的演奏家。我不喜欢大厅、舞台,我喜欢小的地方,去跟观众进行很简单的交流,他们说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愿意跟这样的观众交流。
我很不喜欢在大厅中演出,每次演出也从不做广告,不跟我的朋友讲。我真的很难接受,像做生意一样去卖票,我觉得要来就是缘分,不用去推销。我刚到巴黎时,有一次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演出,大概只有二十多个人,但我觉得我弹得非常舒服,我觉得跟他们很接近,也更有能力把他们说服。
故事
除了朱晓玫演奏的巴赫,让她获得巨大声名的,就是她的故事。2007年,朱晓玫的自传《河流与她的秘密》在巴黎出版。这本自传讲述了朱晓玫从张家口劳改营到哥德堡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引发热潮,成为他们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1975年,朱晓玫从河北回到北京。恰在此时,中国开始有国际音乐家访华。到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小提琴家梅纽因都相继访华。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更是被拍摄成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在1981年放映的纪录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让当时中国的音乐家有机会与国外的大师接触,并获得出国的机会。朱晓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0年考取了位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钢琴音乐硕士。成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家。
南都:“文革”结束后,你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出国了。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朱晓玫:我是1975年回到的北京,之前在石家庄,那里根本就没有钢琴学。在北京,我做了很短时间的社会青年,当时也是每天练琴,什么都弹。
我一直都很想出国,当时对国内也已经没有信心了,学东西实在太难了。我也很清楚,西方音乐的中心肯定是在西方,我想到那里去继续我的事业,我几乎是第一批走的。
刚刚也谈到,到美国以后,老师听了我弹的东西以后,全盘否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他说的意思。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讲完的。在美国时,当时几乎是没有成为音乐家的机会的。我当时在饭店工作,也做清洁工、看孩子,做保姆,经常是五六个工作一起做,根本没时间弹琴。后来我就决定到法国闯一闯,没想到到了法国以后,一切都顺得有些不可思议。
南都:你到法国后就开了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
朱晓玫:第一场音乐会是我自己想开的,当时我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那是巴黎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名字叫圣日耳曼教堂(编注:建于公元6世纪的罗马式教堂,笛卡尔长眠处)。我就特别想到那里开一场我的音乐会。所有人都嘲笑我,说我既没朋友,也没有钱。我说我就是想弹,如果有一个能听懂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去了有两百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教堂遍地都坐的是观众。那场音乐会给了我很多信心。
南都:这么说来,初到巴黎是你最开心的时候了?
朱晓玫:我觉得人奋斗,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真是其乐无穷。等你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都说你好、夸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夸你的人有很多种原因。所以我觉得奋斗的过程其实是最美的过程。
南都:也确实有很多人把你的经历视作传奇,进而来理解你演奏的作品,你认同这种方式吗?
朱晓玫:我拒绝讲故事,在国外也是如此。我希望用我的音乐来打动观众,而不是我的故事,这种原则我要一直坚持下去。艺术如果有说服力,这些故事就不再需要讲了,不在话下了。我的自传几乎是出版方找律师运作了三年,被他们逼得不得不写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拒绝采访,也拒绝将其翻译为中文。
我的故事没什么好提的,我的故事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那么多不幸的人,但没有人去听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权利讲我的故事,如果有一天能讲,我会去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当中死的死,残的残,放弃的放弃,而我其实是个幸存者。
这次我到上海演出,我肯定会想到上海音乐界的前辈,像顾圣婴、李翠贞,都是在“文革”刚开始就过世了。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刺杀、被杀、被打死的共有17位老前辈,我也希望把《哥德堡变奏曲》作为一首安魂曲献上去。
生死
现在,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栋房子里,既没有邮箱,也很少接别人的电话。“我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很悲惨的,每天好像就是只练琴,只有音乐。但也只有它能够使我满足,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她也是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教师,今年将从学院退休。
对于音乐会,“我每年都会限制在20到25场,最多30场。”朱晓玫说,她的精力也仅够做这些,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有那么大本事了。
对朱晓玫来说,回国非常简单,就是很认真地演奏。但是此次巡演的策划人张克新觉得,面对国内现在嘈杂的古典音乐,尤其是钢琴界,有像朱晓玫这样演奏家的出现,不论是从榜样还是旗帜来说,都是希望告诉大家,钢琴其实可以这样弹。中国人也是可以弹成这样的。
南都:你最近录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这是很艰巨的一个任务,为什么你想要现在这个时候完成这件事情?
朱晓玫: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掉了,所以我得赶紧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赋格的艺术》是巴赫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杰出的一部。为什么?我觉得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中国音乐是没有谱调的,赋格有时候也是某个声部同时进行。很少有人达到这种境界。巴赫实际并没能完成这部作品,然后就离开我们了。但在这个作品之后,没有人再敢写赋格了。贝多芬曾试着去写,但仍然无法跟巴赫相提并论,贝多芬是片段的赋格,而巴赫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今更是如此。对于这么伟大的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把它录出来。
除了《赋格的艺术》,唱片公司一直希望我能录全部的巴赫作品。我跟他们说我当然会去做,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绝不会说滥竽充数、多快好省地去做这件事。《赋格的艺术》我前后“啃”了五年,直到我真正有把握了,才会真正去录它。
南都:除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你其实也录过贝多芬的奏鸣曲(O P.111)和舒伯特奏鸣曲(O P.960)。这两个作品也是两位作曲家的临终之作。你似乎对“最后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朱晓玫:佛经常讲,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大家很少认真去想过“生死”,都是想着赚钱,成就事业之类的。我一直对生死的问题很感兴趣,我就研究了他们两位的这两首作品,因为它们都是最伟大的奏鸣曲。
南都:在他们的曲子中,对于死亡会有某种兆示吗?
朱晓枚:他们是有感觉的,这些人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但是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贝多芬在O P.111中,对死亡的感觉是追求一种安宁,因为它在第三乐章结束时,已经不存在任何欢快、震动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说它的结束是一个微笑,是一个微笑的佛,追求一个光明安静的世界。而舒伯特,则是很欢快地结束的,但在O P.960的第二乐章,你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悲伤,在这一部分我觉得任何石头心肠的人都会落眼泪,非常动人。
我本来是想做四个大家的最后一个作品,我也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但都还没有录。莫扎特的最后一个曲子也非常好,他就像一个13岁、17岁孩子写的那么天真,我觉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到老、到死,都还是童稚未退,保持着向上追求的孩子一样的心,你感觉不到任何衰老的痕迹。这是非常动人的。海顿最后的一部作品已经预示贝多芬的到来,他是一首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样的作品。
巴赫让我感受到一种气氛,他最后这首是没有写完的赋格,我感受到一种不祥的预兆。究竟是他不愿意写完,还是他就真的没有写完,一直是一个争论。《艺术的赋格》,它的每一完成,我觉得是一种佛教的思想,那就是生生不息。
南都:你现在会有需要直面死亡或者处理它的急迫感吗?
朱晓玫: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北京的这场演出,我要把它捐献给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他们探讨的是人究竟应该怎样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如何走,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时候让大家也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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