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的最初版本是什么样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乐评人卜大炜特别采访了半个多世纪来指挥过上千场《黄河大合唱》的著名指挥家严良堃，请他谈一谈这首世纪合唱曲的历史与沿革。
每个中国人血脉里都流着黄河
问：作为《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见证者，您能谈谈它的首演情况和历史上的重要演出吗，我想知道首演是谁指挥的?
严良堃：《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是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演出的，是在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陕公第一次音乐大会”上。词作者光未然（即张光年）担任朗诵。
冼星海指挥鲁艺排练黄河大合唱。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冼星海。
5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次演出。这次是由作曲家冼星海本人指挥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在冼星海当天的日记中记录说，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乐曲结束后，毛泽东大喊了三声“好”。
《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1942年在缅甸曼德勒的云南会馆，由缅甸华侨战工队合唱团演出，连演了三天，由赵沨指挥，李凌任艺术指导，仍旧是光未然朗诵。
《黄河大合唱》还有几次在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演出。1949年，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人演出了英文版的《黄河大合唱》，“黄河颂”一段由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他因演唱音乐剧《演出船》中的“老人河”一曲而出名）。1956年，在莫斯科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由全苏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李德伦指挥，郭淑珍演唱“黄河怨”一段，我担任了艺术指导。那次郭淑珍唱中文，合唱团唱俄文。有意思的是，那次的俄文将“黄”字分成两个音节发出，“hu－ang”。1964年，日本人在神户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是用日文唱的，据说在翻译“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秧”一句时，他们还问“鬼子”是什么意思。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赴美定居的原中央歌剧院指挥姚学言带来一个规模庞大的美国合唱团来北京演出，外国人到中国唱《黄河大合唱》这是首次。
问：您指挥过上千次《黄河大合唱》，作为冼星海的学生，能谈谈您指挥“黄河”的经历吗？
严：1940年我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合唱》。自我于1979年带中央乐团出国演《黄河大合唱》以来，已经带队出去指挥一二百次了。新中国成立后共出去指挥了四五百次。有的是我带队出去，有的是海外请我去。我有时感到在国外演出《黄河大合唱》，观众的情绪比在国内还激动。
问：“黄河”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找到认同感。
严：是的。在过去，《黄河大合唱》的作用像号角一样，鼓舞人们去战斗，去斗争。而现在，她的作用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例如有一次在旧金山，一个华人的集会上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有人对我说：“听完了‘黄河’感觉腰杆子硬了，鼓起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在国外，来听《黄河大合唱》的华人阶层不同，地位不同，但心情是相同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华人分不同的团体，过去请他们来聚会要分开请，分五六批，而这次请他们来听‘黄河’只需请一次，他们可以都在一起听。”
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出《黄河大合唱》，演出完下起了暴雨，人们出不了剧场的门。在躲雨的时间里，场子里的华人开始拉歌，有人唱起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的一首抗战歌曲《保家乡》，他说这是他爷爷教他唱的，要他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这种爱国情绪的感染下，有人朗诵了一首当场写的诗，其中有一句非常精彩，诗的大意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血管中流的血液就是黄河的支流，因此是“血融黄河水，曲通黄河声”。
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
问：每当我参加演奏或听到看到“黄河”，总是感叹这部创作于七十多年前的作品其艺术魅力是这样强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音调，又有西方康塔塔那样宏伟的形式感。您能谈谈它的艺术成就吗？
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冼星海将自己的个人出路放在了民族的出路当中。抗战期间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曾邀请他去创作像黎锦辉那样的流行歌曲，并开出两百大洋的月薪，当时一般的打工仔平均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他不为所动，坚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搞他的抗日救亡音乐创作。他写的《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1939年，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埋头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光未然说：“你是广东人，我应该煲汤慰劳你。”可是那时哪有什么东西给他煲汤呀。于是光未然想办法搞到了一份“高干特供”，二斤白糖，又买到一点肉，请他吃了一顿肉。冼星海真正将音乐作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自由解放的一种斗争手段和武器。
二是《黄河大合唱》的艺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自萧有梅和黄自从西方留学回来，开创了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的道路之后，在这条道路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冼星海。他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照搬，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他对民族的东西不是拿来贴标签，而是将所有民族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作品中。这些民族的东西我们听不出是采用了哪一首曲子，但一听就是我们中国的。例如“黄水谣”，它有“四季调”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但又不是“四季调”。还有“河边对口唱”中张老三、李老四的旋律，明显是山西的曲调。再有，“怒吼吧，黄河！”一句，这不就是京剧的叫板吗？
《黄河大合唱》有哪些版本
问：那《黄河大合唱》的最初版本是什么样的？听李德伦老师说当年延安的乐队编制是很简陋的。冼星海在配器上是怎么处理的？
严：冼星海当年创作时延安的条件很简陋，配器是有什么用什么，口琴、笛子、风琴、二胡、小提琴、大提琴，还有将锅盖拿来当打击乐。这就是《黄河大合唱》的“延安版”。
问：还有其他版本吗？
严：还有“莫斯科版”。1945年秋，苏联准备演出这部作品。当时苏联和解放区没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乐谱还是李伯钊送到南京军调处后，用宋美龄专机运去的。冼星海曾因战事而滞留在哈萨克斯坦，穷困潦倒，当时他刚刚从哈萨克斯坦辗转来到莫斯科，准备回国，身体极度虚弱，到了莫斯科就一病不起了，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这次演出做大乐队的管弦乐配器的，不久他就去世了。此时，他是很力不从心的，一些配器效果、和声效果他无法仔细推敲，因此很不清晰。例如，弦乐的拨弦安排到第七把位，到了贴近琴码的地方，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1949年鲁艺进城后，由李焕之对“莫斯科版”的配器做了一些修改演出了，这就有了“进城版”以及后来的“上海版”。但这两个版本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1975年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做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修改的班子，由我主持。上面规定其成员一定是要从延安过来的，我提出，许多音乐学院的中青年作曲家在配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他们之中有人就是延安的后代，为什么不吸收他们来参加呢？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由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班子。这个版本较为成熟，参加演出的所有乐手都很高兴。
问：这就是“中央乐团演出版”？
严：对。此后这个版本被广泛使用，在海内外都流传开了。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分别用这个版本在海外发行的两张唱片都获得了“金唱片”奖。
但这个版本也有争议之处。有人问：为什么将“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段中的三弦独奏改为了琵琶独奏？对此，时乐濛同志就说过：“当年（冼星海创作之初）只有李鹰航一个人会弹三弦，如果有一个会弹琵琶的也就用琵琶了。”所以，琵琶的艺术效果还是好的。当然这个版本也存在不足之处和有待改进之处。
原载于《音乐周报》 文/卜大炜
每个中国人血脉里都流着黄河
问：作为《黄河大合唱》的历史见证者，您能谈谈它的首演情况和历史上的重要演出吗，我想知道首演是谁指挥的?
严良堃：《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是由邬析零指挥抗敌演剧三队演出的，是在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陕公第一次音乐大会”上。词作者光未然（即张光年）担任朗诵。
冼星海指挥鲁艺排练黄河大合唱。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冼星海。
5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次演出。这次是由作曲家冼星海本人指挥鲁迅艺术学院演出。在冼星海当天的日记中记录说，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前来观看了演出。乐曲结束后，毛泽东大喊了三声“好”。
《黄河大合唱》第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1942年在缅甸曼德勒的云南会馆，由缅甸华侨战工队合唱团演出，连演了三天，由赵沨指挥，李凌任艺术指导，仍旧是光未然朗诵。
《黄河大合唱》还有几次在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演出。1949年，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人演出了英文版的《黄河大合唱》，“黄河颂”一段由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他因演唱音乐剧《演出船》中的“老人河”一曲而出名）。1956年，在莫斯科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由全苏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李德伦指挥，郭淑珍演唱“黄河怨”一段，我担任了艺术指导。那次郭淑珍唱中文，合唱团唱俄文。有意思的是，那次的俄文将“黄”字分成两个音节发出，“hu－ang”。1964年，日本人在神户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是用日文唱的，据说在翻译“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秧”一句时，他们还问“鬼子”是什么意思。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赴美定居的原中央歌剧院指挥姚学言带来一个规模庞大的美国合唱团来北京演出，外国人到中国唱《黄河大合唱》这是首次。
问：您指挥过上千次《黄河大合唱》，作为冼星海的学生，能谈谈您指挥“黄河”的经历吗？
严：1940年我在重庆第一次指挥孩子剧团公演《黄河大合唱》。自我于1979年带中央乐团出国演《黄河大合唱》以来，已经带队出去指挥一二百次了。新中国成立后共出去指挥了四五百次。有的是我带队出去，有的是海外请我去。我有时感到在国外演出《黄河大合唱》，观众的情绪比在国内还激动。
问：“黄河”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找到认同感。
严：是的。在过去，《黄河大合唱》的作用像号角一样，鼓舞人们去战斗，去斗争。而现在，她的作用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例如有一次在旧金山，一个华人的集会上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有人对我说：“听完了‘黄河’感觉腰杆子硬了，鼓起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在国外，来听《黄河大合唱》的华人阶层不同，地位不同，但心情是相同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华人分不同的团体，过去请他们来聚会要分开请，分五六批，而这次请他们来听‘黄河’只需请一次，他们可以都在一起听。”
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出《黄河大合唱》，演出完下起了暴雨，人们出不了剧场的门。在躲雨的时间里，场子里的华人开始拉歌，有人唱起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的一首抗战歌曲《保家乡》，他说这是他爷爷教他唱的，要他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在这种爱国情绪的感染下，有人朗诵了一首当场写的诗，其中有一句非常精彩，诗的大意是说，我们每个中国人血管中流的血液就是黄河的支流，因此是“血融黄河水，曲通黄河声”。
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
问：每当我参加演奏或听到看到“黄河”，总是感叹这部创作于七十多年前的作品其艺术魅力是这样强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音调，又有西方康塔塔那样宏伟的形式感。您能谈谈它的艺术成就吗？
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冼星海将自己的个人出路放在了民族的出路当中。抗战期间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曾邀请他去创作像黎锦辉那样的流行歌曲，并开出两百大洋的月薪，当时一般的打工仔平均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他不为所动，坚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搞他的抗日救亡音乐创作。他写的《黄河大合唱》到今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1939年，他在延安的窑洞中埋头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六天六夜，终于完成了。光未然说：“你是广东人，我应该煲汤慰劳你。”可是那时哪有什么东西给他煲汤呀。于是光未然想办法搞到了一份“高干特供”，二斤白糖，又买到一点肉，请他吃了一顿肉。冼星海真正将音乐作为了争取获得民族自由解放的一种斗争手段和武器。
二是《黄河大合唱》的艺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之中。自萧有梅和黄自从西方留学回来，开创了用西洋作曲技法谱写中国曲调的道路之后，在这条道路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冼星海。他对西方的东西不是照搬，对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他对民族的东西不是拿来贴标签，而是将所有民族的东西融会贯通在作品中。这些民族的东西我们听不出是采用了哪一首曲子，但一听就是我们中国的。例如“黄水谣”，它有“四季调”的音乐元素在里面，但又不是“四季调”。还有“河边对口唱”中张老三、李老四的旋律，明显是山西的曲调。再有，“怒吼吧，黄河！”一句，这不就是京剧的叫板吗？
《黄河大合唱》有哪些版本
问：那《黄河大合唱》的最初版本是什么样的？听李德伦老师说当年延安的乐队编制是很简陋的。冼星海在配器上是怎么处理的？
严：冼星海当年创作时延安的条件很简陋，配器是有什么用什么，口琴、笛子、风琴、二胡、小提琴、大提琴，还有将锅盖拿来当打击乐。这就是《黄河大合唱》的“延安版”。
问：还有其他版本吗？
严：还有“莫斯科版”。1945年秋，苏联准备演出这部作品。当时苏联和解放区没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乐谱还是李伯钊送到南京军调处后，用宋美龄专机运去的。冼星海曾因战事而滞留在哈萨克斯坦，穷困潦倒，当时他刚刚从哈萨克斯坦辗转来到莫斯科，准备回国，身体极度虚弱，到了莫斯科就一病不起了，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为这次演出做大乐队的管弦乐配器的，不久他就去世了。此时，他是很力不从心的，一些配器效果、和声效果他无法仔细推敲，因此很不清晰。例如，弦乐的拨弦安排到第七把位，到了贴近琴码的地方，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1949年鲁艺进城后，由李焕之对“莫斯科版”的配器做了一些修改演出了，这就有了“进城版”以及后来的“上海版”。但这两个版本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1975年决定对谱面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做处理，从根本上改善配器的效果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修改的班子，由我主持。上面规定其成员一定是要从延安过来的，我提出，许多音乐学院的中青年作曲家在配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他们之中有人就是延安的后代，为什么不吸收他们来参加呢？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由施万春、田丰、盛礼洪等人参加的班子。这个版本较为成熟，参加演出的所有乐手都很高兴。
问：这就是“中央乐团演出版”？
严：对。此后这个版本被广泛使用，在海内外都流传开了。中央乐团和上海乐团分别用这个版本在海外发行的两张唱片都获得了“金唱片”奖。
但这个版本也有争议之处。有人问：为什么将“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段中的三弦独奏改为了琵琶独奏？对此，时乐濛同志就说过：“当年（冼星海创作之初）只有李鹰航一个人会弹三弦，如果有一个会弹琵琶的也就用琵琶了。”所以，琵琶的艺术效果还是好的。当然这个版本也存在不足之处和有待改进之处。
原载于《音乐周报》 文/卜大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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